因购房人与开发商签订的购房合同为固定房屋总价款的合同，在合同未对降税、退税即应调减合同价款作出约定的情况下，开发商是否确已纳税，以及缴税的具体金额和种类是否发生变化，对于合同约定的固定房屋总价款不产生影响。购房人以国家税率变化为由要求开发商对合同价款予以调减，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执行人投资的种植基地因客观原因资金周转困难，不能及时偿还所欠的劳务报酬。人民法院秉持善意文明执行理念，多措并举以“和”促执，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结案，保障了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某体育公司在当地经营健身房。朱某等二百余人均系健身房会员，向某体育公司交纳了金额不等的会籍费及购买课时费用。因健身房经营不善，某体育公司搬离后未确定新的经营场地，致朱某等人无法继续使用会员课程服务，某体育公司拒不退还相应费用。朱某等人陆续起诉，请求解除健身服务合同、某体育公司退还剩余会籍费及课程费用。

当事人签订具有合作性质的长期性合同，因政策变化对当事人履行合同产生影响，但该变化不属于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重大变化，按照变化后的政策要求予以调整亦不影响合同继续履行，且继续履行不会对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该当事人不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三条请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

案涉交易符合以票据贴现为手段的多链条融资交易的基本特征。案涉《回购协议》是双方虚假意思表示，目的是借用银行承兑汇票买入返售的形式为某甲银行向实际用资人提供资金通道，真实合意是资金通道合同。在资金通道合同项下，各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是，过桥行提供资金通道服务，由出资银行提供所需划转的资金并支付相应的服务费，过桥行无交付票据的义务，但应根据其过错对出资银行的损失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判断当事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是本约还是预约的根本标准应当是当事人是否有意在将来另行订立一个新的合同，以最终明确双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使当事人对标的、数量以及价款等内容进行了约定，但如果约定将来一定期间仍须另行订立合同，就应认定该约定是预约而非本约。当事人在签订预约合同后，已经实施交付标的物或者支付价款等履行行为，应当认定当事人以行为的方式订立了本约合同。

招投标程序中，中标通知书送达后，一方当事人不履行订立书面合同的义务，相对方请求确认合同自中标通知书到达中标人时成立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2010年9月30日，李某洪与原告签订《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合同》，约定由李某洪承租位于崇州市“天府粮仓”核心示范区范围内的264.9亩土地，租赁期限17年。合同履行期间，李某洪将土地用于种植园林绿化树木，因管理不善，该地块树木枯死、土地荒芜、杂草丛生，被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为抛荒地，建议“退树还耕”。

张某入住某养老服务中心。某日午间，张某多次尝试自行下床未果后，自床上摔落。经同住老人告知，看护人员将张某抬至床上，当时未发现异常。晚间张某身体不适，看护人员遂联系家属并拨打急救电话。后张某于当晚死亡。经查，张某房间内呼叫器安装位置距离床位较远。张某的继承人赵某以某养老服务中心未尽合同约定义务为由，起诉请求某养老服务中心赔偿。

向某某与某公司签署《养老机构服务合同》，约定某公司为向某某提供养老服务，向某某已预缴养老费3万余元。合同签订后，向某某至合同约定的位于重庆的养老基地居住生活。第二年，该基地暂停经营，向某某被安排至云南、四川等地居住。之后，向某某返回重庆，没有再接受养老服务。向某某起诉请求退还未消费的养老服务费用。